复活农村

复活农村

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，也不是故事的结果，而是故事本身，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，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，谁也无法扮演上帝，成为“控制者”。　　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，也不是故事的结果，而是故事本身，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，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，谁也无法扮演上帝，成为“控制者”。　　一百多年前晚清遭逢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时，曾经是中华帝国最稳固的“中产阶级”，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结合体“缙绅阶层”，开始大规模离开农村和土地，进入城市，从那时起，农村就开始成为被遗忘的“国土”。　　既无传统“仁政”意识形态的束缚，又无皇帝“家天下”的存在感，军阀地主和士绅阶层开始变得贪得无厌、索取无度，在权力边缘滋生的诸如腐败、横征暴敛等“无组织力量”开始控制农村。　　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激烈竞争，一方面建立起粗糙的现代政权，精英和官员通常聚集在城市，无法深入农村，只有在农村寻求代理人，进一步激发地主恶霸的势力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国民党政府失去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基地和关税收入，开始对农村进行过度动员，“无组织力量”空前膨胀，几乎给已经凋敝的农村以致命一击。　　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商品粮供应危机，“统购统销”这一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被固定下来，造成城乡之间的割裂，在管理者的严密控制之下，城市和乡村最终割裂成两个落差极大的独立世界，农村成为城市的单向资源输出地。　　改革时代开启了中国百年来最繁荣的黄金时代，农民开始大规模离开土地，但农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，而是以新的形式讲述老故事，除了商品粮和其他农产品之外，劳动力和土地，成为新的资源输出项。农业生产过剩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最大污染，并引发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　　2013年两会之后，领导层将“城镇化”作为历史转折的触发点，试图彻底改造“城乡二元结构”的社会形态，这将开启又一个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　　故事的成功结局，将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；至于失败结局，则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结果。农业的风险和机遇，共同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丰富性，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都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面前，市场作为原则机制的引入和尊重，是最优的选择。已经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，正在积极探索农业领域，尝试参与建构良性循环的农业新时代和大时代，四种模式正在形成。　　汇源集团的“生态圈”模式，不仅以绿色、无污染、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，而且将自己和农村、农民进行系统合并，将农民转化为汇源的员工和农场主，培育农民与企业共生共荣、良性互动的“生态圈”。　　新希望的“产业链服务”模式，将自己定位为产业链协同服务提供商，成为农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交易伙伴的“服务员”和“链接点”。　　联想的“投资+信息管理”模式，利用收购优质企业快速进入行业，并将IT产业的新思维引入农业，尝试“重装”农业“系统”。　　农民的“自组织”模式，农民从不缺少智慧，他们正在利用“信息社会”提供的便利和途径，进行“自我拯救”。　　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农业，与农民一起复活农村？遵循商业和市场的逻辑，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，就看我们如何创新和执行——从投资、管理、技术创新入手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避免短期投机，将眼光放长远，为农村和农业创造新的价值，与农民共享利益。　　城乡割裂农村孤立　　1953年，关于农村的故事，有了一个新的开头。　　这一年9月8日-18日，有两次重要会议。9月8日，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”的报告，征询政协委员的意见，准备以“计划”推进的方式，将中国由传统农业国改造为工业国。　　梁漱溟在周恩来的邀请下，于11日作大会发言，他提到，近几年来，工人生活水平提升得快，农民却依然艰苦，乡下人往城里跑，又被赶回去，形成矛盾。工人生活在九天，农民生活在九地，有“九天九地”之差。　　12日，政协常委扩大会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梁漱溟的发言遭到毛泽东不点名的嘲讽和反对。在随后的几天里，梁漱溟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批判，争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向。18日这一天，与会代表举手表决，彻底剥夺了他的话语权。　　开国者的豪情总是无法抵挡，让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充满自信的，不仅仅是即将进行的、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验，还有过去几十年来对农民的重新发动，激发组织革命，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。作为1930年代就开展乡村建设运动，被称之为“中国最后一个儒家”的梁漱溟，同样对中华文明和农村复活充满了自信，双方的交锋，像是一个寓言。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官员集团，使中央权力可以深入农村，通过土地改革，消灭地主阶级，彻底改造传统“皇帝(官僚机构)——缙绅阶层——农民群体”的结构，形成高效率、扁平化的双层结构，一举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——资源。　　消除缙绅阶层这一传统社会最大的财富“蓄水池”，政府就可以直接从农村获取资源。1953年1月，全国财经会议规定，老解放区的农业税定在20%左右，新解放区15%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税收。　　在传统社会，除了交给地主50%的田租，20%的税收比例显然是农民无法承受的，但是，没有了地主阶层，农民把20%的田赋直接交给国家，其余自得，却是从没有过的平等。1949-1952年，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，很快超过1930年代农村经济尚未彻底被破坏时达到的最高水平，其增长幅度在世界农业史上也非常罕见。　　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，农业积累开始迅速转化为工业投资，共产党50年代城市结构和国民党统治后期一样，是一种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，但是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清廉的官员机构，保证了国营企业的效率和资金的利用率。　　这也带来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，商品粮问题。　　1895年之后，缙绅阶层开始离开农村，留下一片文化上被“遗忘的国土”，农民开始了缓慢的死亡过程。大清帝国的倒台，催生了军阀割据，一方面是连年征战，对农村生产破坏严重；另一方面军阀取代士绅的政治地位，既无传统“仁政”意识形态的束缚，又无皇帝“家天下”的存在感，军阀地主变得贪得无厌、索取无度，在权力边缘滋生的诸如腐败、横征暴敛等“无组织力量”开始控制农村。　　从20年代开始，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激烈竞争，一方面建立起粗糙的现代政权，精英和官员通常聚集在城市，无法深入农村，只有在农村寻求代理人，进一步激发地主恶霸的势力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国民党失去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基地和关税收入，对农村进行过度动员，“无组织力量”空前膨胀，几乎给已经凋敝的农村以致命一击。　　即使如此，20世纪上半叶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从未紧张到无法调和的地步，原因在于，1895年之后，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兴起，和租佃地主一起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商品粮最大的提供者。　　在地主经济结构中，佃农、半自耕农的生活极端贫困，没有商品粮可以出卖。自耕农虽有小部分商品粮，其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却使他们很少把余粮转化为商品粮，因此，向中心城市提供商品粮主要靠地主。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主阶层被消灭，中国出现空前庞大的自耕农经济，其结果却是粮食都被农民自我消费或存在家中，很少拿出来交易，商品粮供给的市场机制消失，城市立即出现粮食短缺。1953年，商品粮的需求量是700亿斤，农业税(田赋)收入却只有275亿斤。　　陈云当时说：“我现在是挑着一担‘炸药’，前面是‘黑色炸药’，后面是‘黄色炸药’。如果搞不到粮食，整个市场就要波动；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，农民又可能要反对。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，都是危险家伙。”　　由此，作为新社会结构商品粮短缺的“回应”，计划经济的核心元素“统购统销”被确立下来：既对农民进行粮食征购，又对城镇居民进行粮食配售，这被认为是风险性最小，并可以解决新制度下商品粮短缺问题的“终极选择”。很快，这一看上去像是在临时刺激下的选择，对经济和社会结构释放出更大的冲击波。　　首先，庞大的官员机构对社会的严密控制，不仅为“统购统销”提供了可能，而且成为必需。其次，更加严密的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立即中断，城乡隔离形成。再次，为了提高从农村吸取资源的效率，农业合作化迅速推行，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集体化时代。最后，政府对上游资源的控制，导致市场急剧萎缩，民营企业得不到足够多的原料，处于关门倒闭的边缘，这也是为何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出现时，私营企业主差不多都举双手欢迎的主要原因。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从来都是互相流动的，民众在身份上从没有出现过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别，唯有参加科举考试时，对某些出身的人进行限制。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，农村死亡的过程，是战争、灾害、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产生的可预见的结果，那么1949年之后，它并没有迎来重生，而是增添了一条人为枷锁。　　城市与乡村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、落差极大的中国，从农民到工人，意味着“奖赏”和重生，而从工人到农民，却是一种“惩罚”和控制，两者构成了社会封闭结构的共同体，之间却新生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。农村作为隔绝的“国土”，在和平年代，只能以单向流动的方式，向城市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，却没有相应的回报。　　难以承受之重　　同现代化、工业化这个大故事一样，城市化并不是被包括的小故事，而是大故事的另一个侧面。　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打通城市和乡村的通道，并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，但是，农村并没有因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，而是以新的样式，延续旧的故事，城市继续从农村吸取资源，这一次不只是商品粮，而是劳动力和土地。　　1991年2月24日，大年初十，《南方日报》头版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：广东省政府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，劝阻外省民工盲目入粤。当年春节后，南下打工的农民大约40万人，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到达农民工3万多人，最高一天接近8万人。面对来势凶猛的农民工，广东省政府要求，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招用外来民工，一经发现，从严处理；已在工作的农民工，不得擅自带进新民工，否则予以开除。　　作为警示，该新闻配发了一张农民工轻信传言，被骗介绍费的照片。　　1988年“物价闯关”失败之后，接踵而来的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。在迷茫与彷徨中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之中最漫长的经济萧条，1991年初这则新闻所描绘的“危机”，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。1年之后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，重新激活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。　　1978年前后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国民经济游走在崩溃边缘，这实际上标志着，此前20多年计划经济的失败，农民又重回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，城市在商品配给制的底线之上，也仅仅是稍好一点，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，首先从农村掀起。　　土地承包在中央政府默许下，迅速在各地推开，随后以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名义确立下来，农村集体化的外在结构崩溃，又重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耕农经济，长期被抑制的生产积极性突然爆发，短时间内基本解决农村和城市的吃饭问题。　　随着市场的逐步放开，基础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开始流动，与对外开放吸引来的投资、贸易收入、贷款和援助，同时成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源。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尽管没有给予农村多大的回报，但也没有过度吸取实物资源，在城市工商业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，农村社会以“衣食无忧”的贫困生活，获取相对的平衡和安宁。　　尽管经济高速发展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，反而加大了。商品粮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核心，农民也愿意将自己根本无法消费的余粮送入市场，这仍然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的现状，于是浩浩荡荡的农民，在农闲季节涌入城市中的工厂，以极为低廉的成本，催生了“世界工厂”。　　除了基本劳动力之外，农村也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输出地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教育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重视起来，“高考”成为农民进入城市，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命运的最主要的渠道；当那些经营有方的“能人”，完成财富原始积累之后，实现农民到企业主的进化之后，也会进入城市。　　“精英”或者说“潜在精英”本就是农村的稀缺资源，如果说基本劳动力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，进行季节性“转场”，精英的单向流出则意味着彻底“离场”。农村的民间组织化失去重要的资源支撑，官员阶层在逐渐失去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之后，在社会和媒体的无力监督之下，腐败的“无组织力量”迅速滋生，并有“黑恶化”的趋势。　　1982年以前，中央政府在城市土地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，农村土地则很明确：归集体所有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，农民按家庭人口，获取土地的单一使用权：只用于耕种，不能用于市场交易。1982年，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，新通过的宪法规定，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，进行统一建设。　　此后政策不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演变，形成这样一个管道：国家可以变更农民手中持有土地的属性，由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，再进行公共事业和经营性开发，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渴望由城市周边不断渗透，直到农村腹地，各种大型住宅、公共项目和工业区不断崛起，都依赖于这样的土地运作模式。　　对于农民来说，既没有土地的所有权，使用权也不能用于市场交易，那么政府在征用土地时，并非按照“市场价格”付费，而是进行“适度补偿”，这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且不乏流血事件的普遍性问题的由来——征地纠纷。　　一方总是吃亏，另一方总是占便宜，这意味着资源的单向流动而非平等交易。在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农村，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立足之地，失去土地的农民既没有精英阶层发起组织，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，并设计长效的收入机制，也无处可去，这是农村土地资源流失的另一个后果。　　农村向城市输入资源，城市却为农村送去污染。1998年前后，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，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，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“四万亿狂欢”的高潮，为了转嫁产业资本过剩，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，拉长产业链，转嫁风险，由此催生农业生产过剩。　　工业废弃物排放和农药滥用污染了土壤和水源，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，农业与资源、环境的平衡被打破，呈现出负外部性的特征，生产过剩又带来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1998年以后，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发生。　　农村、农业与农民，从未距离“死亡”如此之近。　　正在发生的四种模式　　农村也许有机会迎来“复活”的机会，也许不会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、讲述、参与“城镇化”这个故事。城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故事，官员在里面看到政绩，商人在其中发现机遇，农民则在其中感受到希望。故事能够顺利讲完的前提是：社会如何在这一点上，达成具体的共识。　　2013年5月的北京，一个由民间组织，规格颇高的国际农商大会举行，商人和企业家们兴奋得有些按捺不住情绪，他们与其说被近年来流行的城镇化和农业蕴藏的新机遇所吸引，倒不如说热切地盼望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。　　一位跨国集团的中国区总裁，在发言中不无刺耳地说：“农民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，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产物，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对立而共生的一个群体，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型城镇化的改革，其根本就是加速、有序地消灭消费落后的农民阶级，解放农民。”　　2012年，又是停滞的一年，临近岁末之时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群体产生，并试图将“城镇化”作为新故事的开头，这既是对城镇化之于工业化相对滞后的回应，也是对扩大内需，融化农村这一消费冻土层，从而拉动经济新增长点的希望。　　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，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，第一次面对记者时说：“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??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，要保住耕地红线，保障粮食安全，保护农民利益。”　　就数十年来的经验看，高层的施政纲领总是让人振奋，但它总是在传播、解读、执行中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，变成一个口号、一个热点、一次“运动”，甚至一个错误、一场“灾难”。　　城市化与复活农村一样，既不是故事的原因，也不是故事的结果，而是故事本身。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，谁也无法扮演上帝，成为“控制者”。当我们被巨大的机会吸引之时，需要冷静和理性，才能避免“双重简单化”的陷阱。　　首先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简单化，误以为城市化就是房地产化，用大规模的工业区、住宅建设等基础投资，拉动经济短期增长，走泡沫经济的老路。利用土地确权、户籍改革等政策的变动，将农民简单化地变成市民。　　这不是预测，而是现实，“赶农民上楼”的“坏故事”正在发生。谁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，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；刚刚建立不久的城市社保体系，还在捉襟见肘，又如何有能力，接纳失去土地保障的“新市民”？　　其次是商业参与的简单化，利用政策变动的机会，投资“圈地”、盖楼，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在土地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的前提下，投入机械生产，加快所谓农业高技术改造进程，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回报。只要回想一下20多年的农村集体化的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土地规模经营在中国早已是老故事，而且结局已经产生，错误已被纠正。　　复活农村和城镇化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在金融、产业、商业资本同时过剩，农业呈现出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“双重负外部性”的现状之下，如何规避风险、改变历史，考验着政府、企业和农民的智慧。　　故事的成功结局，将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；至于失败结局，则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结果。也许一个企业的失败乃至一个城市的错误，都可以被纠正，当一股潮流的方向产生错误时，我们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可能的答案——社会动荡，一旦发生社会动荡，所有的结果都无法预料，所有的人也都是失败者：　　1920年代到1940年代，中国共产党仅用不到30年，就以新的方式整合濒临破产的农民，取得政权；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，1830年七月革命，1848年欧洲大革命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，都是放弃土地，在城市中无法落脚的“无马裤汉”。　　农业的风险和机遇，共同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丰富性，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都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面前，市场作为原则机制的引入和尊重，是最优的选择。一个好消息是，已经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，正在积极探索农业领域，尝试参与建构良性循环的农业新时代和大时代，四种模式正在形成。　　汇源和新希望，都是植根于农村、农业，在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形成成熟、理性模式的先行者。在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看来，数十年来，农业呈现出集体化和小农化两级震荡的现象，未来应该尊重中国的复杂现实，因地制宜，鼓励各地农民、企业和政府进行创新，使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。　　朱新礼在接受《绿公司》采访时说：“中国地域广阔，情况复杂，不能‘一刀切’。河南的政策和浙江应该不一样，西北、东北和沿海地区也不能一样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是权力下放，允许每个省或地区，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政策。”　　根据这样的判断，汇源农业在政策、人口和地形都适宜的区域集约无污染的土地，形成十几个规模不同的农场，以建立绿色、无污染、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为战略目标，在改造农村和农业的同时，也改变农民的身份——在保证土地作为农民的收入来源之外，还将他们转化为汇源的员工和农场主，使其原地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，培育农村、农民、企业、资源、环境同生共荣的“生态圈”。　　新希望集团则秉承30年来的发展和积累形成的“产业链服务”模式，将自己定位为产业链协同服务提供商，一方面与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协同，向其提供种苗、饲料，提供养殖环节的技术、金融担保服务，以及后期的收购与屠宰加工、销售服务。另一方面，与交易伙伴协同，形成稳定、协同的供应链。　　在接受《绿公司》书面采访时，刘永好说：“现在不是传统农业，应该是以工业模式去改造农业，用城市去拉动农村，用农企去组织农民，这样‘三农’才走得出来，农业企业一定要和农民形成共生共养的关系。”　　作为刚刚涉足农业领域的拓荒者，联想也带来了新思维——“投资+信息管理”模式，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规避风险，将自己在IT领域的信息管理经验引入农业，对农产品进行信息化管理，将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呈现给消费者，保障食品安全。　　农民从来不缺少智慧，在信息社会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当中，不少农民主动选择“自我拯救”，形成“自组织模式”，通过阿里巴巴等企业提供的网络平台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在苏北的一个小小的村落里，已有7户农民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。　　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农业，与农民一起复活农村？遵循商业和市场的逻辑，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，就看我们如何创新和执行——从投资、管理、技术创新入手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避免短期投机，将眼光放长远，为农村和农业创造新的价值，与农民共享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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