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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活农村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7:03:18 阅读: 来源:检测厂家

复活农村

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,也不是故事的结果,而是故事本身,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,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,谁也无法扮演上帝,成为“控制者”。  复活农村与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它们既不是故事的原因,也不是故事的结果,而是故事本身,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,但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,谁也无法扮演上帝,成为“控制者”。  一百多年前晚清遭逢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时,曾经是中华帝国最稳固的“中产阶级”,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结合体“缙绅阶层”,开始大规模离开农村和土地,进入城市,从那时起,农村就开始成为被遗忘的“国土”。  既无传统“仁政”意识形态的束缚,又无皇帝“家天下”的存在感,军阀地主和士绅阶层开始变得贪得无厌、索取无度,在权力边缘滋生的诸如腐败、横征暴敛等“无组织力量”开始控制农村。  上世纪20年代开始,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激烈竞争,一方面建立起粗糙的现代政权,精英和官员通常聚集在城市,无法深入农村,只有在农村寻求代理人,进一步激发地主恶霸的势力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国民党政府失去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基地和关税收入,开始对农村进行过度动员,“无组织力量”空前膨胀,几乎给已经凋敝的农村以致命一击。 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商品粮供应危机,“统购统销”这一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被固定下来,造成城乡之间的割裂,在管理者的严密控制之下,城市和乡村最终割裂成两个落差极大的独立世界,农村成为城市的单向资源输出地。  改革时代开启了中国百年来最繁荣的黄金时代,农民开始大规模离开土地,但农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,而是以新的形式讲述老故事,除了商品粮和其他农产品之外,劳动力和土地,成为新的资源输出项。农业生产过剩,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最大污染,并引发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  2013年两会之后,领导层将“城镇化”作为历史转折的触发点,试图彻底改造“城乡二元结构”的社会形态,这将开启又一个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  故事的成功结局,将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;至于失败结局,则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结果。农业的风险和机遇,共同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丰富性,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都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面前,市场作为原则机制的引入和尊重,是最优的选择。已经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,正在积极探索农业领域,尝试参与建构良性循环的农业新时代和大时代,四种模式正在形成。  汇源集团的“生态圈”模式,不仅以绿色、无污染、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,而且将自己和农村、农民进行系统合并,将农民转化为汇源的员工和农场主,培育农民与企业共生共荣、良性互动的“生态圈”。  新希望的“产业链服务”模式,将自己定位为产业链协同服务提供商,成为农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交易伙伴的“服务员”和“链接点”。  联想的“投资+信息管理”模式,利用收购优质企业快速进入行业,并将IT产业的新思维引入农业,尝试“重装”农业“系统”。  农民的“自组织”模式,农民从不缺少智慧,他们正在利用“信息社会”提供的便利和途径,进行“自我拯救”。  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农业,与农民一起复活农村?遵循商业和市场的逻辑,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,就看我们如何创新和执行——从投资、管理、技术创新入手,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,避免短期投机,将眼光放长远,为农村和农业创造新的价值,与农民共享利益。  城乡割裂农村孤立  1953年,关于农村的故事,有了一个新的开头。  这一年9月8日-18日,有两次重要会议。9月8日,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”的报告,征询政协委员的意见,准备以“计划”推进的方式,将中国由传统农业国改造为工业国。  梁漱溟在周恩来的邀请下,于11日作大会发言,他提到,近几年来,工人生活水平提升得快,农民却依然艰苦,乡下人往城里跑,又被赶回去,形成矛盾。工人生活在九天,农民生活在九地,有“九天九地”之差。  12日,政协常委扩大会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,梁漱溟的发言遭到毛泽东不点名的嘲讽和反对。在随后的几天里,梁漱溟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批判,争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向。18日这一天,与会代表举手表决,彻底剥夺了他的话语权。  开国者的豪情总是无法抵挡,让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充满自信的,不仅仅是即将进行的、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验,还有过去几十年来对农民的重新发动,激发组织革命,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。作为1930年代就开展乡村建设运动,被称之为“中国最后一个儒家”的梁漱溟,同样对中华文明和农村复活充满了自信,双方的交锋,像是一个寓言。  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官员集团,使中央权力可以深入农村,通过土地改革,消灭地主阶级,彻底改造传统“皇帝(官僚机构)——缙绅阶层——农民群体”的结构,形成高效率、扁平化的双层结构,一举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——资源。  消除缙绅阶层这一传统社会最大的财富“蓄水池”,政府就可以直接从农村获取资源。1953年1月,全国财经会议规定,老解放区的农业税定在20%左右,新解放区15%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税收。  在传统社会,除了交给地主50%的田租,20%的税收比例显然是农民无法承受的,但是,没有了地主阶层,农民把20%的田赋直接交给国家,其余自得,却是从没有过的平等。1949-1952年,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,很快超过1930年代农村经济尚未彻底被破坏时达到的最高水平,其增长幅度在世界农业史上也非常罕见。  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,农业积累开始迅速转化为工业投资,共产党50年代城市结构和国民党统治后期一样,是一种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,但是,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清廉的官员机构,保证了国营企业的效率和资金的利用率。  这也带来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,商品粮问题。  1895年之后,缙绅阶层开始离开农村,留下一片文化上被“遗忘的国土”,农民开始了缓慢的死亡过程。大清帝国的倒台,催生了军阀割据,一方面是连年征战,对农村生产破坏严重;另一方面军阀取代士绅的政治地位,既无传统“仁政”意识形态的束缚,又无皇帝“家天下”的存在感,军阀地主变得贪得无厌、索取无度,在权力边缘滋生的诸如腐败、横征暴敛等“无组织力量”开始控制农村。  从20年代开始,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激烈竞争,一方面建立起粗糙的现代政权,精英和官员通常聚集在城市,无法深入农村,只有在农村寻求代理人,进一步激发地主恶霸的势力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国民党失去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基地和关税收入,对农村进行过度动员,“无组织力量”空前膨胀,几乎给已经凋敝的农村以致命一击。  即使如此,20世纪上半叶,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从未紧张到无法调和的地步,原因在于,1895年之后,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兴起,和租佃地主一起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商品粮最大的提供者。  在地主经济结构中,佃农、半自耕农的生活极端贫困,没有商品粮可以出卖。自耕农虽有小部分商品粮,其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却使他们很少把余粮转化为商品粮,因此,向中心城市提供商品粮主要靠地主。  新中国成立后,当地主阶层被消灭,中国出现空前庞大的自耕农经济,其结果却是粮食都被农民自我消费或存在家中,很少拿出来交易,商品粮供给的市场机制消失,城市立即出现粮食短缺。1953年,商品粮的需求量是700亿斤,农业税(田赋)收入却只有275亿斤。  陈云当时说:“我现在是挑着一担‘炸药’,前面是‘黑色炸药’,后面是‘黄色炸药’。如果搞不到粮食,整个市场就要波动;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,农民又可能要反对。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,都是危险家伙。”  由此,作为新社会结构商品粮短缺的“回应”,计划经济的核心元素“统购统销”被确立下来:既对农民进行粮食征购,又对城镇居民进行粮食配售,这被认为是风险性最小,并可以解决新制度下商品粮短缺问题的“终极选择”。很快,这一看上去像是在临时刺激下的选择,对经济和社会结构释放出更大的冲击波。  首先,庞大的官员机构对社会的严密控制,不仅为“统购统销”提供了可能,而且成为必需。其次,更加严密的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,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立即中断,城乡隔离形成。再次,为了提高从农村吸取资源的效率,农业合作化迅速推行,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集体化时代。最后,政府对上游资源的控制,导致市场急剧萎缩,民营企业得不到足够多的原料,处于关门倒闭的边缘,这也是为何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出现时,私营企业主差不多都举双手欢迎的主要原因。  在中国历史上,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从来都是互相流动的,民众在身份上从没有出现过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别,唯有参加科举考试时,对某些出身的人进行限制。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,农村死亡的过程,是战争、灾害、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产生的可预见的结果,那么1949年之后,它并没有迎来重生,而是增添了一条人为枷锁。  城市与乡村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、落差极大的中国,从农民到工人,意味着“奖赏”和重生,而从工人到农民,却是一种“惩罚”和控制,两者构成了社会封闭结构的共同体,之间却新生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。农村作为隔绝的“国土”,在和平年代,只能以单向流动的方式,向城市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,却没有相应的回报。  难以承受之重  同现代化、工业化这个大故事一样,城市化并不是被包括的小故事,而是大故事的另一个侧面。 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打通城市和乡村的通道,并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,但是,农村并没有因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,而是以新的样式,延续旧的故事,城市继续从农村吸取资源,这一次不只是商品粮,而是劳动力和土地。  1991年2月24日,大年初十,《南方日报》头版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:广东省政府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,劝阻外省民工盲目入粤。当年春节后,南下打工的农民大约40万人,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到达农民工3万多人,最高一天接近8万人。面对来势凶猛的农民工,广东省政府要求,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招用外来民工,一经发现,从严处理;已在工作的农民工,不得擅自带进新民工,否则予以开除。  作为警示,该新闻配发了一张农民工轻信传言,被骗介绍费的照片。  1988年“物价闯关”失败之后,接踵而来的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。在迷茫与彷徨中,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之中最漫长的经济萧条,1991年初这则新闻所描绘的“危机”,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。1年之后,邓小平的南方谈话,重新激活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。  1978年前后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国民经济游走在崩溃边缘,这实际上标志着,此前20多年计划经济的失败,农民又重回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,城市在商品配给制的底线之上,也仅仅是稍好一点,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,首先从农村掀起。  土地承包在中央政府默许下,迅速在各地推开,随后以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名义确立下来,农村集体化的外在结构崩溃,又重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耕农经济,长期被抑制的生产积极性突然爆发,短时间内基本解决农村和城市的吃饭问题。  随着市场的逐步放开,基础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开始流动,与对外开放吸引来的投资、贸易收入、贷款和援助,同时成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源。经济的高速发展,尽管没有给予农村多大的回报,但也没有过度吸取实物资源,在城市工商业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,农村社会以“衣食无忧”的贫困生活,获取相对的平衡和安宁。  尽管经济高速发展,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,反而加大了。商品粮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核心,农民也愿意将自己根本无法消费的余粮送入市场,这仍然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的现状,于是浩浩荡荡的农民,在农闲季节涌入城市中的工厂,以极为低廉的成本,催生了“世界工厂”。  除了基本劳动力之外,农村也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输出地。改革开放以后,教育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重视起来,“高考”成为农民进入城市,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命运的最主要的渠道;当那些经营有方的“能人”,完成财富原始积累之后,实现农民到企业主的进化之后,也会进入城市。  “精英”或者说“潜在精英”本就是农村的稀缺资源,如果说基本劳动力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,进行季节性“转场”,精英的单向流出则意味着彻底“离场”。农村的民间组织化失去重要的资源支撑,官员阶层在逐渐失去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之后,在社会和媒体的无力监督之下,腐败的“无组织力量”迅速滋生,并有“黑恶化”的趋势。  1982年以前,中央政府在城市土地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,农村土地则很明确:归集体所有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,农民按家庭人口,获取土地的单一使用权:只用于耕种,不能用于市场交易。1982年,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,为了解决住房问题,新通过的宪法规定,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,进行统一建设。  此后政策不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演变,形成这样一个管道:国家可以变更农民手中持有土地的属性,由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,再进行公共事业和经营性开发,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渴望由城市周边不断渗透,直到农村腹地,各种大型住宅、公共项目和工业区不断崛起,都依赖于这样的土地运作模式。  对于农民来说,既没有土地的所有权,使用权也不能用于市场交易,那么政府在征用土地时,并非按照“市场价格”付费,而是进行“适度补偿”,这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且不乏流血事件的普遍性问题的由来——征地纠纷。  一方总是吃亏,另一方总是占便宜,这意味着资源的单向流动而非平等交易。在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农村,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立足之地,失去土地的农民既没有精英阶层发起组织,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,并设计长效的收入机制,也无处可去,这是农村土地资源流失的另一个后果。  农村向城市输入资源,城市却为农村送去污染。1998年前后,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,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,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“四万亿狂欢”的高潮,为了转嫁产业资本过剩,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,拉长产业链,转嫁风险,由此催生农业生产过剩。  工业废弃物排放和农药滥用污染了土壤和水源,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,农业与资源、环境的平衡被打破,呈现出负外部性的特征,生产过剩又带来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1998年以后,几乎每年都会有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发生。  农村、农业与农民,从未距离“死亡”如此之近。  正在发生的四种模式  农村也许有机会迎来“复活”的机会,也许不会,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、讲述、参与“城镇化”这个故事。城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故事,官员在里面看到政绩,商人在其中发现机遇,农民则在其中感受到希望。故事能够顺利讲完的前提是:社会如何在这一点上,达成具体的共识。  2013年5月的北京,一个由民间组织,规格颇高的国际农商大会举行,商人和企业家们兴奋得有些按捺不住情绪,他们与其说被近年来流行的城镇化和农业蕴藏的新机遇所吸引,倒不如说热切地盼望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 一位跨国集团的中国区总裁,在发言中不无刺耳地说:“农民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,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产物,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对立而共生的一个群体,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型城镇化的改革,其根本就是加速、有序地消灭消费落后的农民阶级,解放农民。”  2012年,又是停滞的一年,临近岁末之时,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群体产生,并试图将“城镇化”作为新故事的开头,这既是对城镇化之于工业化相对滞后的回应,也是对扩大内需,融化农村这一消费冻土层,从而拉动经济新增长点的希望。 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,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,第一次面对记者时说:“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,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??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,要保住耕地红线,保障粮食安全,保护农民利益。”  就数十年来的经验看,高层的施政纲领总是让人振奋,但它总是在传播、解读、执行中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,变成一个口号、一个热点、一次“运动”,甚至一个错误、一场“灾难”。  城市化与复活农村一样,既不是故事的原因,也不是故事的结果,而是故事本身。我们只是故事的参与者、讲述者,谁也无法扮演上帝,成为“控制者”。当我们被巨大的机会吸引之时,需要冷静和理性,才能避免“双重简单化”的陷阱。  首先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简单化,误以为城市化就是房地产化,用大规模的工业区、住宅建设等基础投资,拉动经济短期增长,走泡沫经济的老路。利用土地确权、户籍改革等政策的变动,将农民简单化地变成市民。  这不是预测,而是现实,“赶农民上楼”的“坏故事”正在发生。谁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,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;刚刚建立不久的城市社保体系,还在捉襟见肘,又如何有能力,接纳失去土地保障的“新市民”?  其次是商业参与的简单化,利用政策变动的机会,投资“圈地”、盖楼,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在土地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的前提下,投入机械生产,加快所谓农业高技术改造进程,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回报。只要回想一下20多年的农村集体化的历史,就会发现,土地规模经营在中国早已是老故事,而且结局已经产生,错误已被纠正。  复活农村和城镇化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在金融、产业、商业资本同时过剩,农业呈现出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“双重负外部性”的现状之下,如何规避风险、改变历史,考验着政府、企业和农民的智慧。  故事的成功结局,将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;至于失败结局,则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结果。也许一个企业的失败乃至一个城市的错误,都可以被纠正,当一股潮流的方向产生错误时,我们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可能的答案——社会动荡,一旦发生社会动荡,所有的结果都无法预料,所有的人也都是失败者:  1920年代到1940年代,中国共产党仅用不到30年,就以新的方式整合濒临破产的农民,取得政权;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,1830年七月革命,1848年欧洲大革命,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,都是放弃土地,在城市中无法落脚的“无马裤汉”。  农业的风险和机遇,共同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丰富性,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都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面前,市场作为原则机制的引入和尊重,是最优的选择。一个好消息是,已经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,正在积极探索农业领域,尝试参与建构良性循环的农业新时代和大时代,四种模式正在形成。  汇源和新希望,都是植根于农村、农业,在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形成成熟、理性模式的先行者。在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看来,数十年来,农业呈现出集体化和小农化两级震荡的现象,未来应该尊重中国的复杂现实,因地制宜,鼓励各地农民、企业和政府进行创新,使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。  朱新礼在接受《绿公司》采访时说:“中国地域广阔,情况复杂,不能‘一刀切’。河南的政策和浙江应该不一样,西北、东北和沿海地区也不能一样。针对这种情况,最好的办法是权力下放,允许每个省或地区,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政策。”  根据这样的判断,汇源农业在政策、人口和地形都适宜的区域集约无污染的土地,形成十几个规模不同的农场,以建立绿色、无污染、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为战略目标,在改造农村和农业的同时,也改变农民的身份——在保证土地作为农民的收入来源之外,还将他们转化为汇源的员工和农场主,使其原地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,培育农村、农民、企业、资源、环境同生共荣的“生态圈”。  新希望集团则秉承30年来的发展和积累形成的“产业链服务”模式,将自己定位为产业链协同服务提供商,一方面与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协同,向其提供种苗、饲料,提供养殖环节的技术、金融担保服务,以及后期的收购与屠宰加工、销售服务。另一方面,与交易伙伴协同,形成稳定、协同的供应链。  在接受《绿公司》书面采访时,刘永好说:“现在不是传统农业,应该是以工业模式去改造农业,用城市去拉动农村,用农企去组织农民,这样‘三农’才走得出来,农业企业一定要和农民形成共生共养的关系。”  作为刚刚涉足农业领域的拓荒者,联想也带来了新思维——“投资+信息管理”模式,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规避风险,将自己在IT领域的信息管理经验引入农业,对农产品进行信息化管理,将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呈现给消费者,保障食品安全。  农民从来不缺少智慧,在信息社会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当中,不少农民主动选择“自我拯救”,形成“自组织模式”,通过阿里巴巴等企业提供的网络平台,改变自己的命运,在苏北的一个小小的村落里,已有7户农民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。  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农业,与农民一起复活农村?遵循商业和市场的逻辑,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,就看我们如何创新和执行——从投资、管理、技术创新入手,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,避免短期投机,将眼光放长远,为农村和农业创造新的价值,与农民共享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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